1968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于是，从1969年起，全国各地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由此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在这场运动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会计人。他们从未学过会计知识，甚至在接触会计工作前不曾拥有过属于自己的零花钱，在那个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经济问题往往首当其冲，人们对“公家钱”充满了恐惧，但他们却要在短时间内接受并适应与之打交道的日子。
在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会计报》记者寻访了几位当年的知青会计。在他们的讲述中，那个知青时代的印记更加清晰。
会计理想在农村延伸
1966年之前，现在担任湖南某中型机械企业财务主管的杜丽（化名）的理想是考取复旦大学会计系。但是，在“文革”的影响下，即将高中毕业的杜丽和其他高三毕业生们一样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权利。
“那年，不仅高中毕业生无处可去，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终止了学业。”年轻人的热情和冲动无处释放，工作成为他们最好的出路。
为了响应号召，杜丽打起背包和十几名同学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县张坊公社茶林大队石下生产队插队。
“3个月后的一天，队里的一位女知青急匆匆地赶来告诉我，大队书记在生产队宣布由我担任第一生产队的会计。”大队书记的这个决定给了没有机会到大学学习会计的杜丽一丝安慰，在知青点，会计一职代表重用和信任，重用意味着信任，信任来源于人品。
一个毫无会计经验的高中毕业生管理26户人家的账目，大家能放心吗？这是杜丽最大的担心。尽管心存不安，但杜丽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
跟着老会计学习，是她的当务之急。
“进入冬季是生产队会计最为繁忙的一段日子，生产队老会计低头忙着算账，队里的出纳负责核对手中的账目，几位老农和队长念念叨叨地等待着即将出台的分配方案。社员一年劳作的期盼和收获都寄托在会计指尖的算盘珠子上。”在杜丽跟随老会计学习的过程中，她最留意的是生产队全年的收支情况和分配方案的设计，那是她日后需要独立操作的内容。
最老土的“决算创新”
经过老会计的点拨，杜丽很快就能上手帮他核对账目。“知青点的会计业务很少，平时无非就是油盐酱醋、火柴、蜡烛、肥皂、碱粉等生活日用品的购销支出。”第一个月，杜丽依葫芦画瓢，完成了填制凭证、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等一系列会计业务，并让生产队的老会计给她“看作业”。老会计的一句“不错，就这么做”，让杜丽的干劲更足了。
到了年终分配决算时，生性喜欢创新的杜丽加入了自己的点子。当时，一般年终分配决算只要按照年终分配表的要求填写数字，计算出结果，最后按个人工分和家庭人口数计算到人，就完成了分配。“全队一年收获稻谷34000多斤，合3300多元；红薯10000多斤，共800多元；还种了200多斤萝卜，不到10元钱，但全队劳动力的总工分有两万多分。
这样算来，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分值只有两毛多。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将所有能够纳入分配的收入都算了进来，甚至将能喂牛的稻草都包括了，总算将分值提高到了3毛3分钱。”在杜丽新的分配方案公布以后，公社的社员都还比较平静。尽管社员对于她将稻草计入收入从而提高了工分值的做法有褒有贬，但也还算受欢迎。“这种方法虽然很老土，但工分值提高后，很多家庭可以少欠队上的钱了。”
左手进钱、右手存钱的年代
和杜丽一样，李玲（化名）也是1967年分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老三届”（1966年至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在12年的知青生涯中，她做过两年的农场会计和工商银行[4.37 1.16% 股吧 研报]在农场储蓄所的代办员。
1973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回国营农场，知青们成为农场职工，有了工资。每个月发工资时，李玲要同时处理代发工资、卖粮食给职工、现金存储三项业务。
“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三个饭盒，第一个放职工工资，第二个用来收职工买粮食的钱，第三个放职工要储蓄的钱，场面算得上壮观。”通常情况下，知青们的工资从第一个饭盒直接进了第三个饭盒。
回忆起初当会计的那些日子，李玲记忆犹新。“除了每个月算账、报账的一天时间外，其余时间我们都要照常下地。当时，农场会计制度的要求很严格，对成本核算等工作，会计都要严格把关，甚至有权对农场的任何不合理支出说‘不’。因此，农场那时从未出现过贪污的现象。”而在胡新华（化名）的回忆中，当年知青会计独有的快乐就是跟车卖货、收款。“那个年代，除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外，生产队的一切经营行为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上级统计报表时，却要求‘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如此一来，做些副业还是允许的。一旦副业产品自给有余，就会发生交易，将剩余产品变成货币，再购买其他必需品，那时我们生产队不仅粮食增产，副业也挺兴旺，我这个会计就身不由己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胡新华之所以喜欢跟车卖货、收款，是因为能走出那个小村庄，看看周围的大千世界。20来岁的年轻人，从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沈阳来到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村庄，心中的孤独难以言表。“那时，到二里地外的邻村磨面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更何况是参加这种地地道道的‘商务旅游’。无论是进城还是下乡，每次接到跟车外出的通知，都好像捡了个大便宜，就跟现在要出国考察的感觉差不多。”胡新华打趣道。
从知青会计到专业会计
“尽管只做过半年的知青会计，但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的。”现任广东省茂名市国家税务局总会计师的黄好，是一名“后五届”（1974年至1978年初、高中毕业生），1975年3月至1975年9月，他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旦场公社知青场做了半年知青会计。
当时高考还没恢复，黄好跟着农场的老会计学了不少会计知识，“我们那时使用收付记账法，为了让我们刚接触会计的知青更加熟悉业务，公社特意举办了培训班，请场部会计讲解收付记账法。”当时黄好所在分场的会计和出纳每个月没有多少业务，最多只装订一本账目明细。
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记账、如何平账、如何装订账本，懂得了账目上的数字和现金要一致、不能少一分钱也不能多一分钱的道理。”由于业务生疏，黄好有过账、钱不符的烦恼，也有过找出差错原因所在的喜悦。经过锻炼，除了专业知识的增加，黄好更多地培养了办事认真、有头有尾、坚持原则的习惯。
在离开农场后，黄好在会计这个行业中一直坚持了下来，当年身为知青时汲取的会计知识与习惯，成为他日后工作最为坚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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