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传唱了二百余年而经久不衰的民歌——《走西口》，其影响愈来愈大，以致于许多学者对其考察探讨。那么走西口的魅力究竞在哪里，笔者认为，多元的西口文化内涵和深重的西口精神是《走西口》愈久弥醇的灵魂所在。
一、西口古道
西口古道究竞在什么地方，现今许多地方的政府和民间人士都认为自己的区域所在就是西口。首先，笔者认为，西口文化是个大的范畴，而西口亦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大的“口子”。目前，比较流行的和较为被人们接受的是杀虎口和偏头关两个地方。那么杀虎口和偏关各作为西口有何异用同呢？其一，西口是个方位词，相对东口而言，一般而言东口张家口无争议，而民间俗语：东有张家口，西月杀虎口是较为认可的说法，民间再无其余说法。其二，走西口的传播是以民歌传唱而闻名的，而河曲偏关之地民歌较多，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该地仍然有许多民间二人台戏曲，但《走西口》其中有唱段：家住太源，爹爹名叫孙鹏安……”这样也可以说《走西口》的故事发生在清代太原府一带，而太原府距杀虎口与偏头关则基本为等距离，况且民歌《走西口》在民间大范围被接受，其中，杀虎口的影响力这大于其它地方，因为作为清朝一人内陆税关的杀虎口，税收浩繁，管辖着东自山西天镇新平堡至陕西神木长城沿线范围的人事和税收，而河曲与偏头关亦在其内。故杀虎口作为西口，其位置是勿容置疑的。但如果偏头关可以说西口的话，为水路西口则是较为妥贴的。
杀虎口作为西口有着深厚的文化遗存。在杀虎口堡南及西门外各有一段总长约十公里的石砌古道，砌石光滑，车辙印痕明显，似向今人倾诉着当年无数故事。更为惊奇的是出杀虎口顺河道向北进入内蒙古和林县境，仍有一段40余里的古道。这条古道最早应为秦代始皇帝开辟的驰道。时年，秦统一了天下，开辟驰道连接全国，使政令畅达天下以期巩固政权，但赢政在第五次巡视全国时突然病卒，随从人员李斯、赵高急令从河北返入山西右玉（雁门郡），出杀虎口再入内蒙古托克托县（云中郡），顺利返回咸阳，而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其重要的因素。以后历朝历代仍沿用秦代驰道，这条古道为古代社经济、军事、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古道的一处悬崖边上刻有“攸往咸宜，”即为“来往咸阳便捷”的意思。作为扼困古道的咽喉之地即为杀虎口，秦汉时称参合口，隋唐称白狼关，守称哑狼关，明称杀胡口，清称杀虎口，清末民国时老百姓亦称西口，口上，北出为走西口，出口外，南下的回口里。重要的是右玉县在2004年修建长城时，从现今的关口，东侧发现了一个深达 米的一个门沿。经考证即为明代关口，明代关口十分狭窄，只能人马徙步出入，康熙五年时一场大水从苍头河涌上长城，将万全桥及部分长城冲毁，关口亦被泥沙游塞，之后清朝在明代关口西边又建立大栅，便于商旅通行，设立税卡，征收税科。从此，走西口随之而生，《走西口》歌曲亦随之而生。
二、民族南迁
晋蒙三地唇齿相依，虽然民族间战事不断，但民间交往和迁徙实难禁绝。由于上天造就了杀虎口这条道向草原大漠的天色通道，那么，任何主观意志都无法将两地隔绝。
远在旧石器时代及夏商周时代，先民们为了追寻良好的生存环境，从寒冷的大漠逐渐南徙，他们顺着河逆流而上，穿越崇山峻岭，忽然走出一片新天地，并在此生息下来。到了战国时代，胡汉民族设立了分界线，出现了长城这个中华民族独特的防御工事，意在隔绝往来。秦汉更加发扬，南北两地对抗，矛盾加剧。但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顺，汉帝将南匈奴迁入山西离石等地；三国时期曹操又将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南迁，可以说这是两资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移民行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有更多的少数民族返入内地，其中拓跋鲜卑更是进入内地的佼佼者。这些民族全部与汉民族融合并被同化。五代时期，又有大批的民族向南迁徙。辽金元时期，契丹等对少数民族迁入内地，以农业为本，夯实了经济基础，以此与宋王朝对抗。直至明代，民族界线又始壁垒，长城防体系更胜前代，但明后期蒙汉出现了边境互市贸易，民族交往难隔绝。作为扼困草原与中原咽喉的杀虎口，千百年来，历经了无数次的民族战争、迁移融合，是见证历史的话化石。
清朝入主中原，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南迁，但也是最后一次民族南迁。
三、远走西口
清朝为中国古代历史划上了句号，同时也是民族迁移转折点。从清代开始，长城之南的民族反过来向北迁徙，开发充实北疆，原来空寂的漠北出现了生机。
在迁移大潮中，晋陕冀之地的人民占据了整个迁移的主流。
山西可称表里山河，东有太行山之险，南西有黄河之绝，北有恒山、长城之隔，襟山带河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国中之国。宋辽金元连续的战乱，使中原之地人丁大减，土地荒芜，经济凋蔽。而地处福地的山西，尤其是晋中、晋南相对移定，农耕发达，加之商业意识自古较强，生活安稳，人口稠密。于是明初移民强国的首选就落在了山西境内，于是，无数晋民顷刻间骨肉分离，告别父兄、告别族人、告别故土、远赴他乡。“问我家乡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晋民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清代，移民充边的重任又落在晋北人身上。晋北，地处边陲，战乱不断，赋役沉重，民生艰难。而长城之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边禁稍松，民众就自觉地大量外迁。到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归化、绥远已由移民屯集，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城镇，以后边民不断北迁，漠南之地已被大片开垦，人口骤增，昔日的荒凉之地遂成富庶之区，这基本上就是民间传唱的走西口的实情。
走西口，从形式上分有两种类型：其一是通过杀虎口的移民行为。有两种情形，一种为拖家带口出口外长期居住，一种为生活所迫，走出口外谋生打短工，这正是二人台《走西口》的真实写照。其二是晋商的商业贸易活动，大批晋商在杀虎口屯集货物，交纳税银后走向大漠，远涉俄罗斯、蒙古等地，他们诚实守信、艰苦创业，成为海内最富。但不管何种形式的走西口，他们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都是民族永远传承的财富。
大规模的走西口从时间上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明末清初的民族战乱期，清朝入主中原，社会动荡，漠南之地留下真空，边地之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逃生北地；第二个时期为康熙西征前后，费扬古将军驻军塞北右玉兼摄归化事务。他充实归化城，新建绥远城，大量民众北移屯居，充实了漠南；第三个时期为咸丰年间，晋陕之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即《走西口》所唱“咸丰五年正、山西遭年限”，农业颗粒无收，大批民众只好到口外谋生，“杀虎口外迤50里，东西50里内”均系“熟荒地亩”，需开垦种植，以满足北地对粮食的需求，为此大量民众远走西口；第四个时期为民国中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到口外避祸谋生；第五个时期为日寇侵华和解放战争前后，社会的动乱又一次将民众推向远离漩涡的边缘；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无数被划分为地富的农民、国民党残兵以及日伪汉奸等人，也逃亡口外避“祸”。至于小规模的走西口则更多，拖儿带女，络绎不绝。然而每个时期的走西口，都带着民族的无奈和阵痛及民众的凄凉和血泪。
但，走西口是民族的必然选择。
在蒙汉民族交融的过程中，物资对流，经济互补，晋商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历尽艰辛、栉风沐雨，遭遇了比内地商人更多的苦难，他们是走西口的艰强者。在每一个的社会动荡、变革、调整时期，深受苦难的民众都无奈地寻找相对安稳的地区，正如二人台《走西口》悲凉凄婉的曲调那样，那正是他们心灵的倾诉；难怪《走西口》产生于山西而兴盛于内蒙，因为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历史最终证明，中华民族只有统一，才能发展，只有稳定，才能繁荣。
